中國政法大學體育法研究所副所長 姜濤

孫楊興奮劑檢測案日前塵埃落定，在坊間引發了如潮熱議，對于國人來說，猶如進行了一次在線普法。而與以往的體育案件相比，這次普法的內容，則是體育法中的一個小眾領域：反興奮劑法制。雖屬小眾，但其實并不缺少關注度。因為興奮劑丑聞之于現代體育，早已如同一個驅之不去的魅影，隔三差五就會見諸報端，擊中一個個為觀眾熟知的Big name。無論是音塵已杳的昔日百米霸主本·約翰遜，還是新近退役作別網壇的莎拉波娃，無論是曾經對反興奮劑體系不以為然險令足球被逐出奧運的國際足聯，還是傳統體育強國俄羅斯，都曾因涉及興奮劑問題而引來萬眾關切。

兩次裁決結果為何大相徑庭

就此次孫楊案件來說，從去年11月公開聽證會至今，三個多月煎熬等待，最后等來了對運動員本人堪稱斷送職業生涯的8年禁賽。這與之前FINA（國際泳聯）裁決中孫楊全身而退的結果大相徑庭。雖然理論上尚有向瑞士聯邦法院、歐洲人權法院尋求救濟的可能，但從過往經驗來看，翻盤希望渺茫。

那么，從FINA到CAS（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到底發生了什么，竟致乾坤倒轉，裁決劇變？從公布的裁決理由來看，CAS的這次裁決與之前孫楊在FINA“脫罪”時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認可了2018年9月爭議當日那次檢查的合規性。此前在FINA的裁決中，認為運動員并未得到主檢查官的適當通知，因而裁決檢查無效，運動員不存在違反《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行為。可惜，作為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的FINA，其裁決并非終局，效力可以類比為“一審”。

對FINA的裁決不滿，并將孫楊和FINA一起訴至CAS的，正是近年來屢屢揚刀立威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該機構1999年成立，至今不過20年之久，卻已成為世界體壇舉足輕重的權力機構。原因可想而知，其掌握著反興奮劑領域至高無上的生殺大權。

WADA對于孫楊此次檢查糾紛的基本觀點是，即便過程中存在瑕疵，此次檢查也是一次有效檢查，運動員無權抗拒。此次由CAS所進行的聽證，就是以WADA為一方，孫楊和FINA為另一方的“二審”審理。但國際體育法中的這種“二審”，是要對案件的事實、法律、證據進行全面審理的，FINA之前的“一審”裁決，會被全面審查，這與真正的司法審判中二審主要是糾錯程序的狀況大有不同。

應當說，此次檢查中的確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處，這也讓孫楊及其團隊深為不滿，一再抗議。其一，主檢查官及其團隊到底是否需要具體性的授權，還是只要有概括性的授權即可。其二，孫楊與此次的主檢查官，并非陌路，曾于2017年對其提出過投訴，但是始終未得回復。其三，檢查當晚，因對檢查人員資質提出異議，檢查無法進行之后，孫楊本人、隊醫、檢查人員共5人曾共同簽署了一份文件，內稱因檢查人員資格證明和授權證明問題無法完成本次檢查。這份文件的性質非常耐人尋味。如果將其視為對檢查工作例行的評議表，則其效力就是孫楊方的單方評價，無論內容如何檢查人員都會簽字，也就是說，檢查人員的簽字不代表其認同其中內容；如果將其視為一份協議，那么就可能意味著雙方認同檢查并未有效開展（從而也就不存在拒檢行為）。孫楊方強調，這份文件是寫在一張A4紙上的，而不是表格的附件，進而，也就不是運動員的評議行為。

非常遺憾，經過了體育史上罕見的公開聽證之后，三名仲裁員（包括孫楊方指定的仲裁員桑德斯），都一致作出了不利于孫楊的禁賽處罰，孫楊團隊的主要抗辯理由，最終未被采信。而WADA作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權威，得以再一次在世人面前強力宣示。

孫楊和阿姆斯特朗的命運之別

值得注意的是，在孫楊案2019年11月的CAS聽證會中，WADA方的重磅攻擊手——首席律師理查德·楊，正是當初為美國反興奮劑機構將七屆環法冠軍美國名將阿姆斯特朗拉下馬的核心人物，而且曾經深度參與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起草、修訂。可以說，WADA延聘此公領銜出戰，足見其在孫楊案中對FINA裁決何其不滿，戰意可想而知。

孫楊禁賽8年的處罰不可謂不重，幾乎等于提前宣告其告別泳壇。但是，較之于八年前被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痛下殺手、剝奪7個環法冠軍并被終身禁賽的蘭斯·阿姆斯特朗，卻有一個最重大的區別：孫楊此前的運動成績得以保留，金牌與冠軍仍與孫楊同在。原因在于，阿姆斯特朗的禁賽，是基于服用禁藥的事實，而孫楊的禁賽，是基于其拒檢行為。可以說，前者屬于實體法上確然無疑的違規事實，而后者則是程序法上的違規行為。孫楊以不同尋常的拒檢行為葬送掉自己職業生涯的同時，并未像阿姆斯特朗那樣被坐實服藥。

而孫楊拒檢案中的程序正義問題，則可能長遠地影響未來的國際體壇，并使CAS、WADA等國際體育組織在不斷修改完善其規則時，更多地去審視機構權力與運動員權利之間的微妙平衡。

在外界眼里，反興奮劑調查某種程度上像偵破刑事案件，調查官像警察一樣在行使偵查、取證的權力，而且，有時看起來是一種比警察權力還大的執法權力，神秘莫測，來去如風。而受檢的運動員，不但要乖乖配合檢查，哪怕在賽外都要遵守報告行蹤制度。也許正因如此，當WADA這個高踞于世界范圍內的體育權力機構越來越權勢熏天的時候，不堪其苦的運動員們開始像對執法警察要求程序正義一樣，要求這些神秘的檢查官們也能堅持程序公正，毫無瑕疵。

然而，WADA的本質，卻只是一個民間組織，雖然基于體育法的專業性而獲得了巨大權威，但終究有別于一國的政府和官員，并不能像人們幻想中的完美警察那樣，拘留證、逮捕證和搜查證一點瑕疵都不能有。畢竟，反興奮劑只是一個體育世界里的游戲規則，它不像刑事案件，偵破犯罪，懲處不法，涉及到的常常是被告人的生命、自由，刑法上的前科。所以，人們發現反興奮劑檢查事務可以外包給IDTM這樣的一家公司，而國家偵破犯罪終究只敢依靠持證的警察。

在這個世界上，正義有很多個層級。無關乎生死的體育，首先關注的會是其秩序，也就是如何讓這個游戲玩下去，其次才是面對運動員的權利訴求時，盡量趨近正義。這個平衡長久以來未被打破，是因為運動員們都在現有規則之下選擇了服從，而孫楊此次想挑戰這種平衡，換來了沉重的責罰。畢竟，孫楊的對立面WADA，正是這規則的制定者。對于規則如何理解，終究是WADA說了算，而不是孫楊。

三人仲裁庭中由孫楊方指定的桑德斯仲裁員，認為孫楊團隊是把關系到一名世界頂尖運動員職業生涯的法律爭點（檢查的有效性），完全系于己方對規則的主觀理解上。這次梭哈的失敗，賭注是孫楊余下的職業生涯。

中國是反興奮劑優等生

2019年12月，WADA正式宣布禁止俄羅斯在未來四年參加大型國際賽事。這與11月份剛剛舉行的孫楊案聽證會一起，觸碰了人們的敏感神經，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俄羅斯？對孫楊的舉動，難道只是一個開始？

應該說，這種擔心是完全可以打消的。這里涉及到一個對中國反興奮劑工作的整體認知問題。客觀而言，中國在過去十多年里的反興奮劑工作，已經完全實現了一種超越，走在了世界反興奮劑領域的前列。這其中的分水嶺，是2007年。在北京奧運之前最關鍵的那一年，WADA主席龐德受邀訪問中國，在親身所見之后，盛贊中國反興奮劑工作，在國際上開始確立中國的反興奮劑聲譽。隨后這么多年里，中國反興奮劑工作已躍然而成世界范圍內的“優等生”。2019年大楊揚當選WADA副主席，即是這一大背景下的結果。

相比之下，俄羅斯遭到重罰，核心原因在于其反興奮劑機構被指篡改數據。集體行為還是個體行為，這是孫楊案與俄羅斯被禁賽案的根本差別。換句話說，在反興奮劑法制發展到今天這個時代，判斷一個國家在此領域的聲譽，最主要的是看其作為一個整體的表現，而非孤立的某些個案。正如美國體育界不會因阿姆斯特朗案而兔死狐悲，中國今天的反興奮劑成就同樣也不會因孫楊被禁賽而失色。

值得玩味的是，十余年來中國的反興奮劑工作，近乎于一種“最佳實踐”。以孫楊案為例，如果此次檢查不是IDTM公司派員，而是中國反興奮劑機構實施的話，運動員對檢查人員資質的那些質疑，就的確是言之有據的。說白了，在反興奮劑檢查中，中國實行的是比國際標準更嚴格更縝密的一個標準。這也許能從一個方面，解釋孫楊方為什么如此質疑檢查人員的授權和資質。放眼未來，是中國標準影響到世界，提升國際反興奮劑檢查的整體標準，還是WADA依然故我，堅持現有檢查標準，值得關注，然而就本案來說，孫楊團隊將中國標準和國際標準混為一談，則是慘痛教訓。

孫楊案大局已定的情況下，也許有價值的思考在于，現有規則不變的情況下，未來中國運動員遇到類似的情況，到底如何應對？可以說，黑白分明往往只是理想，現實世界里的糾紛雙方，是非曲直往往相互糾纏，很難簡單明晰地作出判別。在現行興奮劑檢查程序中，即便意識到檢查人員、檢查程序的瑕疵，也并不允許運動員及其團隊即行抗拒。這，就是國際反興奮劑領域的游戲規則。有質疑，怎么辦？按照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要求，很簡單，那就是配合完成檢測，同時發表異議，即采取“有異議地接受檢測”的方式，將對檢查官的質疑和不滿留到秋后算賬。這也許是孫楊禁賽案之后，中國運動員起碼要記取的泣血經驗。